海南省发布2016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实施计划

假如全球220个国家中有60个为发达国家，他们无须美国国债储存财富或用作外汇储备，另外160个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需要以美国国债的形式储存财富或用作外汇储备。

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对此做过解释。也就是说，当季的IIP数据是来源于BOP的数据，直接来源于企业的IIP调查数据要有三个季度或者更长的滞后。

又如，居民从非居民借款50单位的交易，在资本项目的贷方分录将记入50单位贷款，在借方分录将记入50单位货币。例如，2011-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为1.24万亿美元，即中国向海外输出了1.24万亿美元资本，但海外投资头寸表上的海外净资产仅仅增加了0.19万亿美元。例如，根据各种传闻、媒体报道和亲身感觉来看，特别是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与遗漏账户来看，2016年应该是中国资本外逃比较严重的一年，但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上，我们却看到海外净资产形成明显超过当年的资本净流出。首先，资本外逃对对外净资产变动-资本净流出缺口的影响被汇率和价格调整抵消了。这种情况在全球经济历史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首先，资本外逃导致国家净资产和国民收入的减少。不能排除中国贸易部门虚报出口，以此增加出口部门政绩的可能性。三、中国银行业的有效监管，引导银行业逐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有效管控了行业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也主动拥抱金融科技领域的最新发展，通过建立自己的应用场景和业务数据的不断积累，提升客户体验，积极探索将外部金融科技带来的挑战融合为提升竞争力的动力来源。一、中国经济增长在平稳回落中开始显示较强韧性，经济结构逐步优化。2011年4月，中国银监会发布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较早地将巴塞尔协议II和巴塞尔协议III等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共识进行了本土化。同时，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等成为带动银行转型的活跃领域。

伴随着中国银行业重组与改革的进程，中国银行业的监管体系在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较早地以自信的姿态与国际接轨，监管透明度不断提高、监管体系不断完备，为引导银行业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监管框架。中国银监会在流动性、拨备覆盖率、风险集中度、不良资产率等传统审慎监管工具的基础上，陆续引入并更新了资本、拨备、流动性、杠杆率等银行监管工具，银行监管的工具箱不断充实和完善。

本轮经济增长中枢回落和结构调整快速推进的初期，确实给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带来了巨大压力，但是，经过了近年来中国的银行主动进行行业结构调整、强化风险管理和多元资产处置的过程之后，整体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形成的高峰已经过去，银行业在市场化的环境中度过了资产质量风险的考验，跨周期经营的能力得到检验和提高。自2015年以来，可以观察到，中国银行体系的规模增长与利润增长便开始脱钩，一些银行开始加速向轻型化方向发展，资本消耗较低的零售业务占重比不断提升，非息收入占比不断增长。四、经济下行周期背景下中国银行业积极转型，业务结构更为多元，增长模式更为稳健。2017年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加权平均达到33.33%，已接近国际先进银行的平均水平。

2017年，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周期性回升和中国经济转型不断取得进展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平稳回落中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根据2017年上半年末中国银监会披露的数据，行业整体不良率稳定在1.74%，部分银行和部分地区的不良资产比率已经出现双降，拨备充足对后续继续消化可能出现的不良资产、以及支持未来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二、银行资产质量压力缓释，跨周期管理能力得到检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稳步推进，过去主要由地产和基建等投资拉动的粗放增长方式逐渐发生变化，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产能过剩行业开始出清、集中度开始提高，消费升级逐渐成为总需求上升的主要贡献力量，这些有利的经济变化反映在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指标上，就是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在经历了经济回落初期从高位的回落之后，进入2017年开始企稳并呈现触底回升态势。

在新常态的经济增长环境下，中国银行业为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覆盖新的客户和市场，探索新的业务增长模式，例如传统的信贷资产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不再一味追求信贷规模扩大支持下的增长也越来越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共识，一些银行开始主动选择收缩资产负债表、调整收入结构，向资本耗用低的轻型化银行发展。银行通过提高自身的产品设计能力，加强对上下游金融机构的服务整合能力，更好地满足客户的资产配置需求。

经过此轮周期的考验，中国银行业更加注重提升资产质量的战略布局能力，同时探索了不良资产转让或证券化、债转股等新型的处置方式，强化了风险化解和处置能力。（完） 文章来源：光明网—经济频道 2017年9月22日 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银行业

这反映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也隐含了一部分资本外逃。但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上我们却看不出这种迹象。如果不是资本外逃，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误差与遗漏/贸易额的比值会在2014年以后突然持续为负值，且不断增加。中国根本没有关于资本外逃的官方统计。国内许多学者强调不能把误差与遗漏等同于资本外逃是暗示中国并不存在严重资本外逃。尽管这些流出的动机负面，但却是通过合法、合规渠道流出的，因而在金融账户都有资产和负债方的调整，不会导致误差与遗漏账户中记为负值的金额的增加。

给定时点上的国际投资头寸，理论上应该有如下关系： 年末头寸=年初头寸+交易 其中：头寸即年末海外净资产（存量）。首先，资本外逃对对外净资产变动-资本净流出缺口的影响被汇率和价格调整抵消了。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与遗漏账户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自2012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资本外逃的明显迹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些文件中，资本外逃则被定义为超出正常资产跨国配置战略所需的任何资本外流。

它与国际收支平衡表共同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完整的国际账户体系。用（经常项目顺差+净FDI）-外汇储备增量衡量2014年以后的资本外逃同用误差与遗漏度量资本外逃的结果基本相同。

但在实践中，两者之间却往往会存在相当大的缺口。然而，2014年增速突然飙升到80%，此后总体规模一直保持在高位。因而，在理论上，在给定时期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应该等于同期海外净资产的增长额。事实上，似乎也没有哪个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会把资本外流等同于资本外逃。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资本外逃，这种政策完全正确。其中究竟多少与资本外逃有关，在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

2000年IMF在讨论俄罗斯资本外逃的文章中，衡量资本外逃的尺度被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的误差与遗漏的规模同人民币的汇率预期有相当强的相关关系。

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经济体，资本外逃可能是合法的。而资本外逃和未知的投资失败也会导致相同结果。

例如，作为对外直接投资（ODI）流出的资金可能并未变成有记录的中资工厂而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此外，尽管一些跨境资本是通过正规渠道合法流出，但是在海外的资金可能以各种形式逃避监管，没有形成海外资产累计。2015-2016年，服务贸易项下旅行逆差达到4200亿美元，王用实证模型测算表明其中有约2500亿美元属于资本外逃。我们所能做的充其量是给出一个大概的估计。

许多通过正规途径合法流出的资本可能并未真正转化为中国的海外资产，而无法记入年末头寸。例如，他们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说明覆盖范围不当、误报、漏报、数据来源不同、信息采集时间不同等因素，都各自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庞大的代表资本流出的误差与遗漏。

广义的资本外逃则囊括了所有私人居民部门积累的海外资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美国误差与遗漏对贸易总额的季度比例在某些季度高于中国。

近年来，误差与遗漏账户金额迅速上升，已接近经常账户余额规模。中国的误差与遗漏时间序列则显示了系统性趋势，这种趋势同汇率变动存在明显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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